1935年10月，六中全会举行在即，筹备作业严重进行，陈立夫在奸细部分抽调许多人任大 会作业人员，我也在抽调之列。

  11月1日大会正式开幕。会前一百多中委搭车 去紫金山谒中山陵，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会场，在 礼堂门外台阶前依秩排好，等候拍摄师来拍摄。

  忽然，从相机后的记者群中跃出一人，右手执枪，左手高扬，呼叫“打倒卖国贼!”话音刚落，便举 枪向站在第一排中心的汪精卫连发三枪，一枪击中汪左颧骨，一枪贯穿左臂，第三枪适逢汪负痛扭动身躯，便从背部击入，从右胸穿出。汪中三枪后倒地。

  刺汪者一面射击一面还在往前冲，被站在前排的张继从背面拦腰抱住，挣扎不已，张学良跃进一 步飞起一脚踢中他腰部，又折腰托起他右手，这一 着正是时分，刺汪者刚好扣动扳机，剩余的三发子弹划空而去，未能伤人。

  宪兵在刺汪者身上搜出记者证和几颗烟丸，才知道他叫孙风鸣，是晨光通讯社记者，烟 丸是自杀用的。

  孙凤鸣被击中要害，失血过多，且事前已服下许多丸，已接近逝世。为取得口供，找出暗地主使，指定专门医师抢救，每小时打针强心针十次之 多。

  宪兵司令谷正伦、差人厅长陈焯、内政部署理部 长陶履谦、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等都到医院追询孙凤鸣受谁主使。孙凤鸣不置一词，只说他不明白党派，作为一个我国人，杀卖国贼是良知主使。

  孙凤鸣是江苏徐州人，早年随爸爸妈妈到东北经商，家道殷实，“九 ·一八”事故后败尽家业，耻于做亡国奴逃入关内投军，在19路军中当排长，曾参与淞沪之战，国恨家仇使他立志要杀蒋介石，但是这天蒋介石没有参与拍摄，暂时改动方案刺杀汪精卫。

  大会前秘书长兼宣扬部长叶楚伧曾指示过要严厉签发记者收支证，晨光通讯社建立不到一年， 未核准发证，但通过中央党部的郭谋略、吴璜、周希岑的说情，直到开会前一小时，新闻事业处处长彭华陈才核发了第63号记者收支证。

  但彭华陈依然照顾大会警卫人员收存中外记者照像机，避免内装爆炸物，却没有料到记者身上还会带上手枪行刺。

  陈果夫、陈立夫、叶楚伧把彭华陈幽禁起来作查看交待，整体中委又当即举行紧急会议，宪兵司 令部、首都差人厅派出得力干员到陆家巷晨光通讯社搜寻，才知该社是由房东屋后石鼓路开门收支， 前后隔院不知状况。

  转到石鼓路破门而入之后，发现有一堆残烬纸灰，桌上留有一信，上写：“本社之事与郭谋略、吴琪、周希岑三人一点点没有关系，特此声明。”

  当天，南京全城，在机场、车站、码头拘捕 了几十名嫌疑犯，押到清凉山由陈公博担任审问， 毫无所得。

  汪精 卫老婆陈璧君捉住蒋介石不在场拍摄这点大吵大 闹，对蒋介石说：“你不要汪先生干，汪先生就不干， 为什么派人下此棘手?”弄得蒋介石有口难开。

  过后，我听陈立夫说起：蒋介石未进场拍摄，是看见张学良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龙云、陈济棠、李济琛等人齐集，随身卫兵都有三四人，蒋顿生猜疑，认为那些卫兵中岂无异心者，因而不下楼参与拍摄，汪精卫去请他也被回绝。

  因中委们整体候着， 注精卫未作多劝，下来参与照相，替蒋介石挨了三枪而蒋却逃过。

  1935年11月30日，首都地方法院判处谋杀集 团主犯余立奎、张玉华、贺坡光死刑，胡大海、周世 平、刘书容、项仲霖、李怀诚、卢庆麟等分别为徒刑 12年、7年、5年不等。抗战时期这些人被转押到贵 阳监狱关押。

  我国抗日战争阵线个战区，还 拓荒了中印、滇缅战场。此种局势下，急于需求适当 数量的战时作业干部。初期在湖地沅陵办了一个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作业干部练习团。陈诚挂名，实践由桂永清担任。

  办到第三期时迁到四川綦江。时值1943年，正是抗日高潮时期，学员主动发 起安排“忠实剧社”,得到桂永清的同意，作为战干 团正式安排，派遣第一期毕业生熊寿农任总干事， 著名演员有一期学员李英、三期学员郭灿。

  他们以 “忠实剧团”名义在重庆表演《李秀成之死》,表演时 颤动山城，接连表演60余场。这个剧的内容影射了蒋介石集团。桂永清即受蒋介石、陈诚之命，安顿一 次大残杀。

  李英等惨遭杀戮后，桂永清又将剧团解 散，与剧团有牵连的前进学员40余人，被杀戮在该 团邻近的李子园。残杀前，桂永清又密令在三总队九大队十二中队拘捕学员70余人，悉数坑杀。

  其他 的人全被监督，被捕杀的学员中，湖南、云南、四川 籍较多，对川湘籍的扣地下党员帽子，云南籍的扣“龙云派来的探子”帽子。

  惨案发生前，学员李洪写了篇《大地咆哮了》, 宣布在《力行月刊》上，有人将它抄下来陈述桂永 清，说这篇文章是日子书店的笔法调子。桂永清便命把李洪活埋了。

  残杀是用机枪扫射，有两个仅受轻伤，于夜间逃脱，抵达重庆向《新华日报》社揭露惨案本相。《新华日报》当即安排查询团到綦江查询采访，把惨案揭露报导出来。

  蒋介石恼羞成怒，派来一个军事法庭，传讯学员，征引《处理异党方法》把二百余人安排成一个直属大队——变相集中营，在綦江三角镇施以精力摧残，稍有抵挡则受肉体赏罚。

  在此期间，托派分子叶青(任卓宣)、杨周熙二 人常来集中营说话，宣扬“一个主义、一个首领”的 反抗理论。这个集中营一向到1942年才完毕。

  过后，蒋介石对制作惨案的人员“论功行赏”。 对惨案罪魁肖劲、杨天成、张少泉，除奖赏之外，杨、 张二人被康泽接到合川中班当大队长；肖劲由汤恩伯接去任要职，不久升任青年军206师师长。

  抗日战争时期反法西斯侵犯世界统一阵线结 成，在重庆呈现了“中美文明协会”、“中苏文明协 会”、“中韩文明协会”、“中英文明协会”等民间外交 和文明交流安排。协会除了一般活动之外还附设有 中西餐厅，既作为协会活动场所又筹措活动经费。 “中韩文明协会”餐厅开设在邹容路，地址适中，经营兴隆。

  其时重庆治安很乱，地痞流氓横冲直撞，常在餐厅、茶室、酒店和娱乐场所寻衅惹事。因而这些场所有必要安顿一个吃得开的“外交司理”,经营才不受打扰。当“外交司理”又有必要是卫戍、警备、特高组、 刑警处、差人局以及军统这些单位的人才干担任。

  中韩文明协会餐厅的“外交司理”田凯，不仅是刑警队的组长，仍是袍哥仁字堂口的红旗管事，更 是全川著名仁字总社袍哥大爷田取胜的本家。所以田凯上下能走得通，说得起话。每天早、午、晚三个经营顶峰时分他都去餐厅坐镇，抵挡那些吃白食的地痞流氓。

  战时陪都电力负荷很重，偷用电的许多，所以 电力公司常常派人查看用户线路，发现偷电就剪 线。中韩文明餐厅百多盏电灯，20多个吊扇，因有田凯这块牌子稳妥，故而长时间偷电未受干与。

  这天，电力公司工头工人胡世合同宪警来查线，正好田凯也 在餐厅，看查电的来了，便趋上前去款待，敬烟敬茶，又款待柜上开菜单请喝酒。那些宪警搞惯了的， 坐在雅座里喝茶吸烟等吃喝。

  万未料到胡世合是个不循私的人，对款待一概回绝，惹得田凯怒火上升， 但他依然恼在心头笑在脸上办交涉，毛遂自荐：“愚下田凯是懂得起的人，各方都有朋友，请各位打个让手。”

  胡世合不答理他那套，只说：“不合法用电要撤销，是政府同意的。”一面说一面从腰间东西袋里摸出钳子，爬 上高凳要剪线。

  田凯见状怒形于色地说：“你是个‘宽宽’(不是袍哥江湖朋友),你敢剪我的线。”

  一面说一面掏出手枪要挟胡世合，胡也不示弱，竟“咔 嚓”一声把线剪了。餐厅里电灯电扇全停了，顾客呼啸起来。

  田凯朝天放了一枪，逼胡世合将线接上。胡不答理，走下高凳。田凯上前抓着胡世合衣领逼他将线接上，两边相持了两三分钟，田凯恶向胆边生， 抬手一枪，子弹洞穿胡世合胸部，登时毙命。田凯杀人之后乘乱逃跑了。

  电力公司得到陈述后，当即呈报卫戍总司令部、警备司令部、重庆市政府缉凶惩罚，一面告诉胡 世合家族。整体电力公司工人闻讯当即停电停工， 结队示威，其他工厂工人也活跃支援誓作后台。电力工人将胡世合遗体停在餐厅大厅里，连夜办起凶事来。

  不到两天各方面送来挽联八、九副， 现在尚能回想起其间一联是电力公司整体员工送的。

  电一停，山城顿成黑暗世界，社会舆论纷繁遣责支援。重庆市党部得到情报：南边局要干涉此事，印发告全市民众书，预备发起工人暴乱。

  市党部慌了，当即举行执监委紧急会议，中统局指令重庆试验区、城区办事处悉数出动，社会局、 差人局、稽查办、刑警队、总工会、电力公司等采纳紧急措施，并责成调统室主任余介立出动间谍干涉。

  我亦受命调集社会服务队整体出动操控次序， 又往电力公司命区党部书记陈铁夫加强操控工人和工会，制止，来电、复工，听候政府秉公处理， 密令总工会常务理事张镛、李森荣、李克愚、邓发清等出头假装怜惜，争夺主动权，安排治丧委员会，平缓工人气愤心情。

  蒋介石得报，指令卫戍总司令王缵绪、警备司令李根固期限缉拿凶手田凯归案严办。

  并由市长贺耀祖、差人局局长唐毅、社会局长包出头与电力厂工人代表、线路队长余正纲(地下党员)、文明教员刘德惠(地下党员)和电力公司工会理事陈铁夫在都邮街电力公司办事处商洽。

  在胡世合出殡那天，重庆电力公司、各工业工 会、职业工会、同业公会、社会团体派人送葬几有万 人，显现了工人联合的浩大气势。当局坐卧不安，恐 风云复兴，令奸细整体出动。我亦派出社会服务队员在送葬队伍中进行监督。

  白公馆前的一段公路名叫“过德诚路”,听起来有点古怪。过德诚是个什么人?为什么以他的姓名来命名这段路?说起来和刺杀杨杏佛有关。

  杨杏佛名杨铨，江西清江人，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，又是宋庆龄兴办的“我国民权保证 同盟”副会长兼总干事。

  杨杏佛尽管在内任要职，但思想前进， 竭力建议“中止内战，联合抗日”,广为宣扬民权保 障同盟的主旨。如此诸般行径，大大激怒了蒋介石， 密令戴笠翦除。

  1933年5月，戴笠命华东区举动组长赵理君 (化名陶士能)担任担任暗算举动，而且严令“不成功即成仁”,如有失事被捕等状况，有必要当即自杀， 必定不能够走漏身份和秘要。赵又以此转令部下。

  1933年6月18日早晨6时，赵理君带领杀手李阿大、过德诚等人荫蔽在上海亚尔培路我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门口，当杨杏佛和儿子杨小佛登上轿车时，数枪齐发。

  听到枪声，杨杏佛马上知道风险， 本能够卧倒逃避，但见到儿子手足无措，天分使然， 便不管自己安危，以自己身体保护儿子，连中数弹， 杨小佛仅腿部中弹受伤。

  间谍认为杨先生已死，敏捷奔向事前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。轿车早已发起，马上驰离。

  不料过德诚在慌张中跑错方向，待他觉悟折回，轿车已走，他一面追一面高叫“等等我”,但此刻现已响起警笛，法租界的巡捕已闻声赶来，赵理君怕他被捕泄密，向他连开两枪，未击中要害，只受重伤。

  法租界巡捕房，有个我国探长叫范广珍，此人是军统安插在捕房的“钉子”,接到灭口指令后，便相机下手。

  尽管其时过德诚已为各界重视目标，一来医院在租界内，二来他自己伤重，一向昏倒，医师禁止搅扰，三来范广珍有探长身份，故而很简单找到时机， 便把过德诚毒死了。

  过德诚身后，军统给其家族优厚的抚恤，而且担任过的儿子的悉数哺育费。戴笠为鼓舞士气再三 赞扬过“自杀成仁”的精力，到重庆后，把这段公路 也以过德诚姓名命名。